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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向东:在制度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中“成人”

时间:2018-10-28 来源: 作者:吴向东

  学以成人,作为生活中的一个常识,是可以理解的。古人说“玉不琢,不成器;人不学,不知义”。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真正的人,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仅仅是一个“自在”的人,只有在社会中学习和接受教育,经过文化的“濡化”,他才能成为真正的人。然而,作为一个表达中国传统哲学核心要义的哲学命题,“学以成人”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内在逻辑,需要我们去进行前提性反思,去追问究竟什么是人,何以成人?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思路。

  要解答何以成人,首先就要回答人是什么?追问人是什么,这是哲学永恒的主题,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人的自我认识史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有三个相互关联且具有个性的命题。首先,人是实践的存在物。劳动是实践的根本形式和原初形式,在这个意义上,马克思高度肯定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,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,但是,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。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感性的“生活活动本身”“生产生活本身”。正是通过这种感性的现实的劳动,人实现了自我创造,而人类历史,也就是人类通过劳动而诞生和不断发展的历史。其次,人是自然属性、社会属性、精神属性的统一体。从事着感性活动的现实个人是完整的个体,“人也是总体,是观念的总体……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,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”。 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,作为有生命的、肉体的、感性的、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;作为社会存在物,人具有群体性、交往性、合作性和归属性。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,人具有自我意识,能思维,有理性,具有情感、意志、激情等,有着精神需要、精神能力以及精神生活。在活动过程中,人的自然属性、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相互联系、相互作用,形成人性的系统结构,完整地表征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个人。再次,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三重关系: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意识的关系,这三重关系构成人的现实世界。在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,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是最主要的,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关系,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起着支配作用。因此,人在生产关系中获得的规定性也就构成人的最基本的规定性。

  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理解,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,究竟何以成人,也就有了更为复杂的看法。在我们看来,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,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得出另外两个更为根本性的认识。

  第一,实践以成人。实践的本质是创造、生成和发展,人既然是实践存在物,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,因此,人也必然要通过实践生成、确证和丰富自己的本质力量,使自身成为现实的个人。实践活动内容和形式是多样的,包括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、改造社会的政治实践和改造人自身的文化实践。人需要并正是通过多样的实践,丰富自身的人性,并使自身不是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,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。不同于传统哲学把实践解释为道德政治活动,马克思更强调改造自然的生产、劳动活动之意义,并视之为最基本的实践形式。一旦有生命的个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,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。因而,人是什么样的,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。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说过,人在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,也改变着自己的本性。人类的五官感觉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;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是人所引起自然界的变化;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,人就是人的劳动的产物,劳动的产生,就是人的产生;劳动的非人化,就是人的非人化;劳动的解放,就是人的解放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劳动的历史。也正因为如此,马克思强调,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,共产主义只会有贫穷、极端贫困的普遍化,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,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,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。

 

  第二,制度以成人。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,社会关系则是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形成的。交往关系、社会关系的稳定化和固定化即是制度。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,而且是必然产物。社会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生活,制度一旦从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产生,不仅赋予社会关系以合法性、稳定性和普遍性,而且也成为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。制度真实地影响、制约、塑造着人们的活动,为人的活动提供了规则、标准和模式,告诉人能够、应该、必须做什么,也告诉人不能做什么、禁止做什么,给人们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实际空间。制度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:在现实社会中,人是通过制度与他人、与社会发生关系的,制度确定的关系不仅是人具有社会性的机制,而且是这些关系成为人的现实关系的机制。以社会制度为例,封建专制制度使人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的依附性,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。制度构建着人们的交往,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一套框架和秩序,使人们的交往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信赖性。制度还决定着人们的观念,发展着人们的个性,通过稳定性、强制性使其自身内含的意识形态、文化价值体系等内容发挥对人之品质、德性、情操及其他的精神状况的反复博弈,从而转化为个人的自觉思想和行为,内化为个体的现实个性和人格。

  因此,制度对于生活于其下的人来说,是一种既定的力量,它构成人的发展的现实空间,形成人的现实生活世界。人是什么样的,根本上是由生产决定的,直接的则是由社会关系即制度来决定的。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,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,甚至会走向反面。”一个人正是通过某种制度才成为农奴或地主、工人或资本家的。基于此,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,探讨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时,始终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,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的异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,强调消除旧式分工,消灭私有制,实现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共同控制,“只有在共同体中,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”。在马克思看来,实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发展,与其强调“善良意志”、个人修养,不如强调好的制度、社会关系变革。“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。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,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。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,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。”

  最后,我们看到,“何以成人”这一问题上,不同哲学的解答隐含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旨趣。中国传统哲学的“学以成人”,强调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”,不仅包含着抽象人性论,强调个人修养路径,而且表现出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,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结构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、社会关系理解人,理解人的本质,理解现实世界,在根本上强调劳动实践以成人、制度以成人时,则包含着实践的思维方式,强调的是关系思维、历史辩证法,基于此,我们要把整体主义、个体主义放在历史过程中予以解释,理解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和合理的历史相对性,同时立足现实本身,反思确定我们的价值立场。无论如何,全面发展的个人是历史的产物,是历史的生成,是历史本身辩证运动的结果。

 

 

   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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